首届北京文化论坛7月25日开幕，此次论坛邀请了来自文化、科技等行业的领军人物。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炳林带来了有关“红色文化”应如何传承的议题。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中，王炳林表示，“红色文化”包含着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灵魂。在传承中，要把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要看到传承‘红色文化’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弘扬。

“‘红色文化’的传承要考虑时代的发展、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唤，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够有激励的作用。”王炳林表示，北京市有三大“红色文化”片区，拥有市级以上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7家，其中国家级爱国教育示范基地42家，北京要把握住这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将“红色文化”凝练出的精神讲深、讲透、讲活。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炳林。 受访者供图

要保护和挖掘北京市三大“红色文化”片区

新京报：北京是“红色文化”重要发祥地，近年来有怎样的发展，在全国有怎样的地位？

王炳林：“红色文化”的内涵很多，要抓住的核心要素就是“伟大建党精神”这条红线，把这样的内容传承好了，那就把握住了“红色文化”的根和魂。

北京早期党组织对于建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李大钊、邓中夏等先驱们创建了早期的党组织，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一步来说，伟大建党精神为整个民族精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我们民族的斗争精神，青春的意识更加增强。因此，北京是全国各种革命精神汇聚的地方，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文化的引领者，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识，北京也有着特殊的地位。 

目前，北京打造了三个“红色文化”的主题片区。一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党阶段，形成了以北大红楼、中法大学旧址、京报馆旧址等主题片区；第二个是围绕抗日战争方面，形成了卢沟桥、抗日烈士纪念园等抗日纪念地；第三就是新中国成立阶段，形成了香山革命纪念地、天安门地区为中心的文化片区。应把北京的这三大片区的故事集中展示、系统性展示。

新京报：这些“红色文化”片区应如何集中、系统的传承呢？

王炳林：要保护和挖掘。比如有一些遗址被占据的，要通过腾退的方式保护好，这是传承的基础。另外还要加强研究，这样一个历史的遗迹和文物不能只摆在那里，与它相关的事实、人物、重要的故事，由此折射出来的精神，需要深化理论研究。从史料、口述历史中挖掘出的理论和精神内涵，才能够传承，有学术的根基才能立得住。

我认为，还要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城市的建设，人们对文化追求的关注点联系起来。比如注入资金发展文化产业，结合现代技术进行转化，让“文物活起来”“资料活起来”。这些仅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也要有企业去打造。围绕北京的“红色文化”打造旅游产业、文创产品、新的教育方式等，才适合现代青年人的欣赏习惯，如此才更有持久力。

当然还要去创新，要讲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同样看到一个历史事件，根据社会的发展可能赋予一些新的内涵，要为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民族的复兴注入新的动能。为什么说历史是常说常新？就是因为它根据现实的需要有现实的关照。过去有些事情可能就没有被关注到，现在社会发展需要了，那么有些事情就被重新挖掘出来。举例来说，过去在战争年代需要去研究如何打仗，怎么挖地道、埋地雷，而当今提到了文化产业，怎样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可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就被重视起来了。这不是去篡改历史，不是强加给历史，而是历史本来有，今天我们注意到了。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做得越来越扎实、越发有实效

新京报：我了解到你早在2016年写过“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发展报告”，如今五年过去了，“红色文化”在传承中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王炳林：我过去在教育部工作时，从事编著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谱系”。建党精神是源头，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精神。与北京相关的就是新时代的精神，比如改革开放精神、女排精神、探月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精神都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

现在我在高校中研究“红色文化”，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高校在育人工作中越来越重视“红色文化精神谱系”的传承，主要是以德育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从事“红色文化”传承研究的教师也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的作为一个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这也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就是我刚提到的精神，如今有四十多种精神，几乎每种精神都有论文、专著的出版。 

另一方面，我感觉，用“红色文化”育人做得越来越扎实，越来越有实效了。每一种精神都有若干个先进人物生动的故事来支撑，每个人物都是一种精神的载体。通过讲他们生动的故事，让思政课有了更好的效果。

高校的文化活动、社团活动和日常的文化教育也重视了“红色文化”的传承，比如关于革命精神的话剧、歌舞剧的创排，都提供了非常生动的育人素材，学生们会通过排演展示自己对于时代的激情。

新京报：作为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你是否感受到高校的思政课建设也有很大变化？

王炳林：现在已经有相对健全的思政课教育体系。比如高校的思政课程中专门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就是讲中国一百多年从近代到现在的历史，在历史过程中都要讲先进人物和“红色文化”的内容，我们现在公布的“精神谱系”包括四个时期共46种精神，贯穿了100年的历史。在讲到每一段历史时，都会涉及到这样一些内容，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体系。另外在“四史”（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中也有讲很多人物故事的专题。

除了思政课程，还强调课程思政，就是在讲一些业务课程时也会融入思政的元素。比如讲原子能，会讲到“两弹一星”的育人故事；还会讲科学家的精神，讲“红色文化”精神，比如钱学森、袁隆平的故事。北京的高校确实也在推动首都“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红色传承要做到“做研究、抓重点、讲故事”

新京报：北京高校学生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怎么利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基地的资源呢？

王炳林：北京市有市级以上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7家，其中国家级爱国教育示范基地42家。北京是全国文化的中心，这也是全国的资源，各地的老师、学生都会到北京来，到这些地方去。北京还可以发挥研究的优势，通过学术著作、理论文章、文艺作品，把这样的“红色文化”推向全国。

“红色文化”的内容很丰富，今天怎么传承？肯定是结合新时代的需要。需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奋斗精神，不能都躺平啊。“红色文化”的传承要考虑时代的发展、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唤，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够有激励的作用。我认为是三句话、九个字，就是“做研究、抓重点、讲故事”。

首先得把史料掌握准确、研究透彻才可能讲好；其次，“红色文化”很多，哪些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们就要去“抓重点”，突出关键要素来讲，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第三就是“讲故事”很重要，故事才能够打动人。历史人物本人有很多鲜活的故事，比如李大钊在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他工资还挺高的，为什么家庭生活很拮据？因为他把钱都资助革命活动了。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作为助理是怎样苦读书的？这些故事都很感人，我们要善于挖掘这样的故事，把故事讲深、讲透、讲活。

新京报：北京师范大学作为高水平的师范类高校，怎样通过高校把“红色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中进行传承？

王炳林：师范院校承担着培养老师的职责，因此文化教育有它特殊的重要性。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我们要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这种理想当然要通过“红色文化”的教育来进行，通过一些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事迹，通过我们深入的理论阐释、深刻的理论分析让大家来学习。这些共产党人所体现的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文化教育非常好的素材。我们通过这样的文化教育，把教师队伍培养好了，将来他们走向教师岗位，再培养更多的学生，让他们在一代代的文化传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