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力与徒弟们在生产车间。图片来自网络

“没有高考的话可能在当工人，可能跟我师兄一样去开工厂去赚点小钱。”1978年，21岁的忻力背着铺盖卷、从家乡宁波坐了5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位于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通大学。他没有想到，自己未来的岁月都将和火车的速度绑在一起。

绿皮车，窗子打开的，夏天风一吹挺凉快的。风一吹，前面是蒸汽头，一吹灰全吹进来了，下车脸都是灰的，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小少年是中国中车株洲所的首席设计师忻力。

1973年高中毕业的忻力进入一家塑料厂做工人，乡下的生活平静而安定，在那里，有一个人的身影改变了他的选择。“有一个工程师戴着个眼镜，夹着破饭盒，当时他在工人当中威望很高。我崇拜技术，当初就想自己应该去当个工程师。”

在那个年代梦想显得那么遥远和奢侈，忻力从一名小学徒变成了模具工人。当他决定就这样在乡办企业干下去的时候，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忻力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什么都没有复习就去考了一下，第一题是通分我都不晓得通，通分都错了。”

这一次，忻力没能成为77级27万名大学生当中的一个，他落榜了。当1978年春天来临，他再一次选择奔赴高考的考场。那时全厂只有他一人报考备考，被视为异类，厂里开会领导时不时把他当后进典型批评一通，就连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也不看好儿子。“我母亲是小学教师，说我基础太差考不上。当时我知道她有点激将法，我逆反，她说考不上我偏要去好好干，我要去斗一斗。”

没有像样的教材和辅导资料，忻力管姨妈借来高中的课本，为了能充分准备英语考试，忻力揣着工资跑到宁波市百货商店买了一台30多块钱的收音机，每天收听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直到现在，忻力还记得那时候学习的英文单词。每天固定时段，晚上八九点钟，备考很用功，脑子在想会考哪些东西，好像钻进去出不来。

这一年，忻力的努力没有白费，一张印着蓝色格子的印刷纸寄到了他的手里。忻力回忆，“我在楼上，外婆在楼下，她告诉我估计是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往下跳，跳下来的。”

1978年10月，忻力脱下工装走进坐落在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通大学。每天吃完晚饭赶紧上教室，八点钟很多同学陆陆续续来了，教室里很吵，我发现寝室的同学都上教室去了，寝室很安静，八点多钟要背起书包回到寝室复习、学习。

忻力从小就很安静，说话也不紧不慢，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骨子里有股子韧劲儿。大学毕业后，忻力被分配到株洲研究所从事变流器研发，特别是核心部件IGBT。然而这项技术诞生30多年来，一直被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把控，直到1995年忻力开始研发。忻力说：“IGBT应用技术完全可以说这种大功率我们是第一家给中国国内供货。刚开始晚上都是通宵的，人有点坚持不住，实验人员三班倒，技术人员一下子人不够，我的徒弟们晚上手机都开着。”

2014年6月，我国自主研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8英寸IGBT芯片成功下线，忻力说，终于打破了发达国家的长期垄断，从此中国高铁不再被别人牵着走，而是可以自主自由地跑。

为了让中国高铁更快更安全地奔驰，忻力和他的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不断突破高铁的速度极限。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IGBT生产线只有两条，其中一条就在中车株洲所。忻力介绍，从技术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调速范围更广，调速性能更好，车子能够跑的快。

从时速80公里的蒸汽火车、到自主开发时速380公里的“和谐号”动车组，再到速度每小时600公里的实验机车组，中国高铁的速度不断被刷新的同时，也改变着这个世界的空间距离。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再是一句潇洒的口头禅，而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原题为《忻力，给高铁造“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