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作家马伯庸携新作《大医》到访南京大学文学院，赴一场横跨岁末新春的学术邀约，与南大师生一同聊起了中国近代医学往事。

此次，马伯庸在写作中将焦点对准了近几年关注度极高的医生群体，而写作的契机则缘于2017年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一次参观。一座二层西式风格的小楼里，陈列着一百多年来的院史事迹，其中多半竟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息息相关，马伯庸立刻意识到这是会个很好的写作题材。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关注和收集相关资料，在尘封的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很多惊心动魄、妙趣横生的医学往事。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现和使用的过程，在如今的影视剧中经常被误用。“这是一张落款为1938年的逮捕令，但这是个赝品。”马伯庸展示了逮捕令“原件”，内容大致写着：一对夫妻因贩卖盘尼西林给中国部队，被日本人逮捕。盘尼西林在当时是极为贵重的抗生素药品。不过，马伯庸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破绽是：直到1943年，数个大制药公司才终于联手实现了青霉素的量产，1944年达到工业级产量，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所以，大凡出现“1938年的盘尼西林”，这多半是假的。

中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见到盘尼西林？原来，就在1941年，主持防疫处工作的汤飞凡看到了青霉素的巨大价值，并决心研发国产青霉素。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曾在哈佛大学进修，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微生物专家。汤飞凡带着二十几号人，困守在昆明城外一处简陋的实验室内，手里只有十几根试管、烧杯和一台时好时坏的锅炉。他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获得国外的技术资料，以确定研制方向；一方面绞尽脑汁地用各种土办法，来解决设备匮乏的窘境。克服重重困难，汤飞凡团队奇迹般地在1944年9月5日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这个时间只比日本晚9个月。

“每一个有趣的医疗历史细节，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线索，因为医学事关生死，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大量鲜活的生命。”马伯庸表示，新书取名为“大医”， 灵感来自医学生入学前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与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一段讲述“大医治病”思想不谋而合，说明医生的品德与责任，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共识。希望通过《大医》让更多人对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仁人志士有所感知，也对现代医护人员多一分尊敬和谅解。

记者了解到，这是马伯庸第二次来到南京大学文学院登坛开讲。去年8月，马伯庸受聘为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顾问。

通讯员   虞薇  吴文浩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摄影   包阳  孔云秀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