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北京市中小学已进入假期时间。组织全校教师职工学习、开展“十四五”规划研讨……早在暑假开始前，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陶汪来的待办事项就已经列了一长串。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他说，“累，但是累也快乐。”

2013年，在安徽合肥工作了近20年的陶汪来进京“取经”。作为北京市引进的教育高端人才，他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学校，历任该校高中部校长、航天校区执行校长。三年后，陶汪来被延庆区教委引进，担任延庆一中党委书记、校长。

始终抱有“改变一方教育”的梦想，陶汪来在延庆一中付出了诸多努力，如今该校办学实力已跃居北京市郊区同类学校之首。同时，他将党组织建在教育教学一线上，不断推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延庆一中的党员队伍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升，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干部中党员占比超80%，骨干教师中党员占比达70%。

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正式公布，陶汪来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北京教育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校长。

陶汪来就党建工作作报告。受访者供图

离开海淀到延庆，只为“改变一方教育”

新京报：当时从安徽合肥来到北京海淀，为什么2016年又选择离开海淀到郊区工作呢？

陶汪来：当时到海淀其实是抱着“取经”的想法，海淀可以说是全国基础教育的高地，本着学习的态度我来到了北京市育英学校。在海淀区我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结合多年积淀的管理经验，在工作中积极践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对北京教育的深度了解，我发现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是极不均衡的，尤其是郊区的教育短板很明显、很突出。北京要想成为全国基础教育的“首善之区”，不仅要把主城区的基础教育做好，更要把郊区的基础教育补齐。

延庆是北京最远的郊区，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当地人民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

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我经历了多所示范学校、多岗位的历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很想把这些经验好好地发挥出来，所以，本着“改变一方教育”的梦想，本着为北京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我从海淀来到了延庆。

新京报：放弃海淀的优越条件去郊区工作，当时如何面对来自亲朋好友的质疑和压力？

陶汪来：说实话当时很纠结。来北京之前，我连延庆在哪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真的太远了，交通不便，经济也不发达，思想比较封闭。

当时跟家里人沟通，大家都反对。一方面，海淀的校长到郊区工作，多年来没有先例；另一方面，延庆是远郊，要想“改变一方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梦想，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改变一方教育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做到的。

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定很大。后来想了又想，党组织多年来的培养，我不能辜负组织，关键时候应该顶上去，另外，我的骨子里也一直有着执着的教育情怀，还有延庆区委、区政府、区教育两委求贤若渴的心情，执意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信心和决心深深打动了我。所以最终我还是扛住各种压力毅然决然到了延庆一中，而且，一干就是五年。

每天在校门口迎接师生，风雨无阻

新京报：初到延庆一中，跟你想象中有何不同？

陶汪来：来延庆之前，我觉得延庆虽然是郊区，即使跟主城区有差距，差距应该也不会太大。但实际到了延庆之后，发现还是有很大差距。延庆位置比较偏远，外来流动人口也比较少，环境比较安逸，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都比较慢，现代化气息不浓，教职工的改革创新意识比较淡薄。

到延庆一中之后，我秉持“改变可以改变的，改变必须改变的”的工作思路。首先从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开始，从教师的常规职责到学校的常态化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次就是以身示范，我自己做榜样，去激励大家。从到延庆一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每天最早到学校，在校门口迎接老师和学生。每天晚上10点放学，送走最后一波师生我再离开。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我都会在。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真正以校为家。

陶汪来在学生宿舍给学生辅导。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看到你这样做，老师和学生是什么反应？

陶汪来：刚开始就我自己，还有我要求的领导干部和老师一起在学校门口，后来慢慢地老师们都主动参与进来了。

学生也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刚开始他们都有些拘谨，也不敢打招呼。现在好多了，看见我和老师们在校门口，都会很自然地击个掌，或者给一个眼神，有时甚至会主动上来拥抱我一下。

新京报：你和学生日常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陶汪来：我觉得比起师生更像是家人之间的相处。我基本上全天都在学校，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赶上双休或者节假日，有的学生不回家，我跟他们一起在学校吃住、学习、生活。

在食堂相遇，他们会很开心地跟我一起吃饭。有的男生就把我当大朋友一样，拍拍肩膀，聊聊天，跟家人一样。聊天也比较随意，最近饭好吃不好吃、价格贵不贵、学习压力大不大、有什么困难，这些我们都会聊。后来他们看见我，会主动跟我说，“校长我这儿有个问题你帮我解决下”。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女生。她性格比较内敛，但成绩挺好，我只是到她班上听课，但对她不是很了解。2019年高考第二天，早上考化学，她在学校里到处找我。远远看见我飞奔过来，与我拥抱，开心地说，“今天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陶汪来到班里指导学生功课。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延庆一中的这几年，你带给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陶汪来：第一个是绝大部分的教职工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对学校的治理体系还是课程改革，大家都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能够主动参与到改革中去。

比如学校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包括现在制定十四五规划，都是全校老师共同参与。再比如，我们打破了原先的管理模式，取消了教学处、德育处、总务处等管理部门，成立了四个服务中心，强化了教职工的服务意识，用学术的力量引领学校的发展。

第二个是教育理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先延庆一中的课堂都是以讲授为主，现在则更多地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学校通过各种方式给他们提供展示的舞台，利用中午这段时间，学校所有功能室向学生开放，让他们自主组织各种课程或活动。

2017年，学校开展了春晖行动，开设了学子讲堂、教师讲堂、家长讲堂和社会精英讲堂。尤其是学子讲堂，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台演讲。原来我以为郊区孩子的潜能不如城区的孩子，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郊区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弱。

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高考成绩也不错，这几年的提升幅度在北京同类学校中都排在前列甚至位列第一。

新京报：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你认为做好党务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汪来：做好党务工作最重要的是队伍建设，同时，党务工作必须跟学校的常态工作深度融合。

我们在工作中实行了党员领导干部“五个一”工程：每名干部蹲点一个党支部、联系一个教研组、指导一个教学班、帮扶一个困难学生、落实每周一天值日；建立党员、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三级帮扶机制；建立党员教师创先争优评价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

“累，但是累也快乐”

新京报：在学校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陶汪来：在学校食堂改制的时候，遇到了很大阻力。原来延庆一中是学校自办食堂，老师们在这方面也不专业，管理上很难到位。食堂的饭不好吃、价格也不便宜，学生们很多都外出吃饭。不仅有食品安全隐患，还有交通隐患。

后来我就决定食堂要改制。但是对于这一改革，家长有不同声音，而且改革总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也遇到了抱团抵制。

说真的，那时也曾萌生退意。但是一看到孩子们对好教育的渴望、家长对好质量的期待，还有区委区政府、教育两委领导的鼎力支持，最后还是坚持挺过去了。

新京报：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陶汪来：我经历了五六所不同的学校，也参与了不少改革。最大的感悟就是无论是当老师也好，当校长也好，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教育情怀，要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信念，坚持教育规律、坚持成长规律执着走下去，就一定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新京报：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

陶汪来：这个暑假很忙，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7月15日开始放暑假，之后要组织老师学习，还要组织全校教职工开展十四五规划研讨，同时，还要对学校的常规制度进行完善和修订。累，但是累也快乐。

希望未来能实现延庆一中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成为学生尚学、教师乐业、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北京市优质特色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