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高考，有两所中学是绕不过去的“槛”，一所是北大清华升学率高不可攀的衡水中学，一所是有着“高考工厂”之称的毛坦厂中学。尤其每年到了高考季，这两所中学出现在新闻头条的概率会猛增许多，前不久，就有一条关于毛坦厂中学的消息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不过，话题中心既没有围绕赫赫有名的“高考工厂”，也没有涉及“工厂”内培养的“应试机器”，而是生活在毛坦厂镇的陪读家长。

对于毛坦厂浓厚的陪读风，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因为毛坦厂中学有很多外地高中生前来就读，所以为了能够让孩子安心读书，不被生活起居中的杂事干扰，很多家长宁愿辞去工作，来到这里租房陪同孩子一起读书。但是，选择来毛坦厂中学的孩子大多数是普通家庭，很多父母以打工为生，舍不得辞去工作专门陪着孩子。所以，”代陪读“模式为之兴起。

什么是“代陪读”模式呢？这是由陪读家长发现的商机，他们发现很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陪读学习成本，所以就提供“代陪读”服务。而因为这些家长本身正在陪读或有陪读经验，而且收费便宜，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愿意购买这种服务。做得好的确实一年能有超过200万的收入，但是，刨去房租100万，水电人工等杂七杂八的项目，也不过只有二三十万的纯利润。

不过，今天我们不讨论“代陪读”收入到底有多高，而是想要和大家探讨在这个“代陪读”产业链背后关于高考的一些问题。“代陪读”之所以会火热，自然是来自需求市场——家长的渴望，这些家长希望孩子能够专心读书，不要被生活起居影响，说到底，其实就是盼望着孩子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一个好成绩，考上一个好大学，从而改变命运。因为，所有过来人都一致肯定的认为，高考是人生之中最公平的选拔赛，是美欧北京的孩子唯一一条可以尽可能改变自身阶级的一条路。

当人们略带贬义的说“高考工厂”培养“应试机器”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想一想，谁愿意三更睡五更起？谁不想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对于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并没有选择，不拼个粉身碎骨何来梦想成真？

当然，现在国内的高考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一看国外的情况，撇开能力不谈，一般家庭根本没钱读大学，贫富阶层连生活地区都被隔离，阶层流动性远低于国内。“应试教育”固然有缺陷，但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可以凭借努力走下去的也只有高考这条路。

有些人嘲讽“高考工厂”，嘲讽“应试机器”，每每拿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的素质教育做比较。但是，他们更应当理性的想一下，那些以素质教育闻名的中学，入学的学生又有多少来自普通家庭？能进入这些中学的门槛需要多高？反观嘲讽的“高考工厂”，这个中学的所有学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他们都是打工人的孩子，他们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明明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因为恢复的不只是高考，还有梦想、尊严、公平等等。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说过自己参加高考的经历，当时还是80年代，他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三志愿是北京大学。他的妻子比他低三届，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当时，妻子的高考成绩是镇江文科状元，全国所有的大学都能填，但是，妻子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

这个故事说明高考曾经确实代表过兴趣和爱好，现在，很多高考学子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考虑的不是“喜不喜欢这所大学”，而是“我要去这所大学”。但是，这错了吗？我想并没有。人们没办法改变应试教育，那么适应它就是最好的选择。“高考工厂”的确太压抑，学生成为“应试机器”的确太辛苦，但是，社会现实是学历不高就找不到好工作，很难立足。上大学，尤其是上一所好大学，能给予一个人的不只是学历，还有比学历更重要的眼界。

所以，无论是放弃工作到毛坦厂陪读的家长，还是打着吊瓶参观衡水中学的孩子，对于这些拼搏的家庭，我们没有资格置喙，因为每一个为改变命运的努力拼搏，都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