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痛快点！”在一次给毕业生写寄语时，谢琰沉默良久，挥笔写下这四个字，这也正是他从求学到文学研究、教书育人之路的概括，他希望像嵇康、阮籍那样始终追求真理和真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谢琰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古典诗词、唐宋散文、古代思想史、学术史。他不仅是学术领域的深耕者，更是学生们口中“亦师亦友”的“宝藏老师”。

从安徽师范大学的家属院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殿堂，从自由阅读的少年到传道受业的师者，谢琰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文学相伴，带着家族教育的基因，承袭师长们的智慧，在学术与教学的双轨上坚定前行。

谢琰热衷看恐龙纪录片、科普片，保留着儿时对古生物学的兴趣。 受访者供图

“自由浸润”中萌芽出文学之梦

谢琰的学术之路，始于一个书香浓郁的教师家庭。父亲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研究现当代文学，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家族中舅舅、外婆、堂弟等多人均是教师。“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今天，每个阶段都盖了一个‘师范’的戳。”谢琰笑言。他成长于安徽师范大学的校园，家中书架堆叠着各类书籍，父亲备课的身影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

“有人会开玩笑说老师‘师气重’，就跟‘爹味重’一样，恰恰相反，我的父亲如道家般逍遥，如果总结一下他对我的教育方式，那就是任我‘遨游’。”如今，在谢琰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父亲的身影。父亲深夜备课、写出密密麻麻的逐字稿，带着学生回家一起探讨文学，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耳濡目染，让他理解了什么是自由、浪漫且真诚的学者气质，“家里来的研究生，从比我大二十岁的大哥哥大姐姐，渐渐变成同龄人，最后比我小。”这种“代际更迭”的师生情，让他从小便感受到教育者的温度与传承的力量。

父亲的教育方式，更是为他埋下了热爱文学的种子。不同于“鸡娃”式的督促，父亲采取“自由浸润”的策略，鼓励他广泛阅读，不设定书目，只提供环境。“家里书很多，爸爸从不规定我必须看什么，只说‘喜欢哪本就翻哪本，哪怕只看书名也是一种阅读’。”谢琰坦言自己并非很小就阅读人们口中的经典书籍，直到初中时，他还在看《童话大王》《故事大王》，在母亲工作的图书馆里，他也看了很多杂志，比如《海外文摘》，“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谢琰笑着说道。

直到初三暑假，父亲才提醒他“该读点正儿八经的书了”，他于是开始啃四大名著，尽管最初对《红楼梦》兴趣寥寥，但高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建议下终于读完，并逐渐领悟其深邃。

这种“打开心灵，再系统阅读”的教育理念，让谢琰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心灵健康、热爱知识，学习才能水到渠成。”他强调，过早的功利性学习可能扼杀兴趣，而自由的探索才能激发真正的求知欲。家族中多位教育者的言传身教，也让他早早认识了自己的禀赋与兴趣，确立了目标：“我要成为一名学者，做大学老师。”

学术之路遇见多位恩师

从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到北京师范大学，谢琰的学术成长离不开多位恩师的指引。在安徽师范大学，祖保泉、刘学锴、余恕诚等学者做真学问、有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对他影响深远。刘学锴先生研究李商隐，是学界公认的大家，但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让谢琰发现了学者身上充满烟火气息：做饭手艺精湛，爱看武侠小说和谍战剧，不仅有生活趣味，也注重生活品质。

谢琰时常弹唱诗歌。 受访者供图

读中学时，刘学锴先生和谢琰父母家住同一栋楼。后来谢琰去北京上大学，刘先生也正好迁居北京，距离北师大只有三四站路，“很幸运，刘先生对我的教导可以说从中学一直延续到博士。初次去他北京居所拜访时，他递给我一杯绿茶，谦逊地与我探讨学术，让我惶恐不已。还有一次，我和师兄李小龙一起去拜访，他非常认真地向小龙询问《红楼梦》中的一个时间问题。”这种谦逊而又严谨的态度，深深烙印在谢琰心中，“他让我懂得，只有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把学问做好”。令谢琰印象深刻的是，刘先生生活作息有严格的时间安排，比如拜访时间会精准到10点到11点，因为11点他就要开始做饭了。

进入北师大后，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郭英德先生成为谢琰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导师和引路人。郭英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经师”与“人师”的区别，而他自己既是教给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经师”，又是在道德品格和文化人格方面给出教诲与示范的“人师”。“郭师讲《红楼梦》，先不着急讲《红楼梦》究竟是本什么书，而是带着学生一起追问《红楼梦》不是什么书——不是政治小说，不是爱情小说，不是世情小说，不是自传小说。”通过这样的层层否定、抽丝剥茧，《红楼梦》的真实面目就呈现出来。

谢琰深受启发，逐渐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你别看我上课的PPT非常土，但它非常清楚，每一页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逻辑。有学生说我的PPT十几年不换，这当然是指背景、格式，但内容我会不断更换，而逻辑永远是第一位的，我要把问题彻彻底底讲清楚。”谢琰笑着说道，他认为虽做文科，但太感性的思维做不了学问，“必须把你感悟到的感性的东西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超越功利的教育理念，守护“书生气”

前辈的教诲，不仅塑造了谢琰的学术思维，更影响了他对教师身份的认知。韩愈《师说》中的“传道受业解惑”，在他心中有了新的诠释：“受业解惑是培养专业能力，而传道更重要——传递人文精神、理想追求。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是学生精神世界的引路人。”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谢琰始终思考教育的本质。面对当下社会对“有用之学”的追捧，他坚定捍卫人文学科的价值。“有人质疑古代文学研究‘无用’，但我认为，它培养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真情的坚守。”他将“书生气”定义为两个关键词：真理与真情，“真理，是超越功利的好奇心。真情，则是真诚的生活态度。”

“很多人提到工作会说为了赚钱、养家、出名，但任何行业的背后其实都有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总有那么几个人是开山宗师，缔造了某个行业、某种工作。这就是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是‘书生气’的核心支柱。”谢琰认为，追求真理会促进人们去追求事业发展的极致，会剥离掉很多琐碎的目的，做学问也是如此，要学会问一些简单、永恒、终极性的问题。“比如李白和杜甫谁更厉害？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涉及文学史的深层逻辑。”也是因此，他常鼓励学生追问本质，而非停留在表面答案。

谢琰和学生们。 受访者供图

同时，他提醒学生：“老师也是人，要有广泛的兴趣，活得‘痛快’。”他自身便是如此：研究古代文学之余，热衷看恐龙纪录片、科普片，保留着儿时对古生物学的兴趣。“保持超越性，不被职业属性束缚，才能带给学生更鲜活的思想。”

在教学中，他注重启发而非灌输。面对学生论文卡壳，他常推荐看似无关的书籍，“有学生问我研究不下去怎么办，我给他‘开’了两本书。”言谈间，谢琰如医生问诊般幽默。“跳出去，再回来，或许有新视角。”他鼓励学生精读与泛读结合，区分课内工具性学习与课外人文素养积累。对于中学生学语文，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语文不仅是分数，更是培养对人文的感知。比如《论语》《红楼梦》，需精读；其他经典则可泛读，拓宽视野。”

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成长方案

谢琰的课堂，总充满思想的碰撞。他常抛出“终极性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爱苏轼”“什么是自然”。学生评价他：“严谨中带着诗意，总能用生活化的例子讲透深奥理论。”他亦关心学生的心灵成长，毕业寄语曾写下“活痛快点”四字，希望他们挣脱纠结，勇敢追求本真。

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喜欢“亦师亦友”的感觉。学生困惑时，他不仅指导学术，更分享人生感悟：“我常和学生聊，要认清自己的特性，早定方向。比如有人适合做学者，有人适合当中小学老师，有人适合考公务员，我会为学生量身定制一个有利于今后方向的论文题目。”谢琰举例，比如有位学生有学术的野心，希望进一步攻读博士，就让她阅读南宋大儒朱熹的作品，研究朱熹的自然观。

“提到朱熹，我们会想到‘万紫千红总是春’‘为有源头活水来’，说明他对自然非常亲近，如果进行这一研究，在学生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可以开个好头，比如继续研究其他诗人的自然观，或者继续研究朱熹。就像郭老师对我说的，如果一个人想继续做博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谢琰说道，语气认真严谨。

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发重视，古代文学研究迎来新机遇。谢琰积极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相关工作，担任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出题专家……“过去觉得是‘冷板凳’，如今传统文化复兴，我们的研究与社会需求联系更紧密了。”在诗词大会录制现场，谢琰遇见了很多感人的诗词故事：海上钻井平台的工程师大声朗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航天基地工作人员望着火箭升空念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航天英雄刘洋在空间站吟咏“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些让人或血脉偾张或心旷神怡的诗词，陪伴了各行各业的人们，也让谢琰一路与诗为伴的学术生涯更加笃定。

“有一次我跟诗词大会导演组开玩笑，我说现在已经不是‘中国诗词大会’了，是‘诗词大会中国’。因为咱们的出题思路，并不只把诗词看成文学作品，而是视作中国文化的窗口，让诗词去接通中国的文物、历史、建筑、音乐、体育乃至现代生活……”也是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冲击人文学科的讨论，谢琰从容回应：“诗词的背后是人、是灵魂，技术无法替代人文的温度与深度。我们研究的是情感、价值观、人性，这些永恒的主题。做一件事情，能否做成，这是技术能解决的；但是，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以及下一步还做不做，只能靠人文来解决。”他坚信，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文学科不会消失，会变得更精致也更重要，而古代文学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滋养现代精神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