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曲明浩 策划整理

编者按：2025年全国夏季高考在即，无数学子将奔赴考场，书写人生的重要篇章。而此刻，您是否也想起了自己当年高考时的场景？那些紧张与期待、汗水与欢笑、遗憾与感动，是否仍藏在记忆深处？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目发起“我的高考故事”主题征集，邀您以文字为媒，重温那段镌刻着时代印记的青春历程。

作者姓名：于万英

高考年份：1996年

工作单位：临沂市沂南县第四实验小学

梦里的高考

这个梦，在29年里我做过无数次。

梦里，我专科毕业，又回到高中复读，想考本科。从高一开始，重新熬三年后，发现数学复习册后面还空着一大片题，公式和符号模糊成一片，脑子像生锈的齿轮，怎么也转不动。周围的同学埋头疾书，笔尖沙沙作响，只有我僵在那儿，连最基础的题都解不出。

高考放榜那天，成绩单长得像超市小票，密密麻麻的名字、分数、录取学校，从高到低排列。我手指机械地滑动，视线一次次掠过陌生的名字，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心跳声越来越响，像擂在空荡的走廊里。没有，哪里都没有。远处传来人群的欢呼，而我像被钉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喉咙发紧，连一声不甘都挤不出来。

然后惊醒。

天花板上还残留着梦里的眩晕，心脏仍在狂跳，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被角，仿佛上面还沾着那张永远找不到自己名字的成绩单。

快三十年了，这场梦像一个印记，刻在记忆最柔软的角落，每次触碰都泛起陈年的钝痛。那些空着的数学题、沙沙的笔声、消失的分数，原来从未真正离开。

1993年，那个夏天

1993年中考结束，我疯玩了一整个暑假。直到8月中旬，才突然心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整个初中，我贪玩，没认真学过几天。后来听说，村里一位复读的姐姐又没考上中专，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卖部老板从县城回来，给我捎来一张纸条：394分。

我脸上发烫，恨不得钻到地缝里。那年，很多人复读几年就为了考中专，而我连高中都悬。听说县一中分数线是400分，我既盼着是真的，又怕不是。

几天后，父亲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回来了。他在县城的工厂上班，平时半个月才回一次家。那天，他掸了掸裤脚的灰，说：“县城新开了第五中学，咱去五中。”

开学前一天，母亲用皮绳把被褥捆在自行车后座，又塞了一网兜搪瓷缸、饭盒、咸菜罐子。我从来没去过县城，她站在门口指路：“从镇上那条路一直往西，走到很高的岭，过了大岭是大庄，再往西就是县城。”

我骑上车，一路向西。圣母大岭的坡又长又陡，我蹬得两腿发软。到了大庄，十字路口人来人往，卖烧饼的、修自行车的、吆喝瓜果的，喧闹得像另一个世界。我停下来，向人确认方向，又咬牙往前骑。

到县城时，天已经暗了。我找到在城西北角的爸爸工厂。他还没下班，让我先去宿舍休息。那天晚上吃了什么、睡在哪儿，我全忘了，只记得累得一头栽倒，像晕了一样。

第二天，我又骑车找到城南的五中。校门口贴着分班名单，我踮着脚找自己的名字，然后报到、领宿舍钥匙，就这样安顿下来。

父亲和他的包子

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宿舍啃煎饼，有人喊：“你爸来了！”

我跑出去，远远看见父亲站在校园那棵老槐树下。九月的阳光透过树叶，在他发黄的白色T恤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单脚支地，车把上挂着一个鼓囊囊的布包袱，缝里钻出几缕热气。

“爸！”我小跑过去，一股面香混着肉香扑过来。

他咧嘴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簇：“快趁热吃，刚出锅的。”

他粗糙的手指笨拙地解开包袱结，一股白雾“呼”地腾起——十几个白胖胖的大包子，褶子里冒着热气，薄皮透出粉嫩的肉馅。

我咽了咽口水，正要伸手，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几个女生围过来：“好香啊！这是什么？”

父亲已经热情地掀开包袱：“都来尝尝，黄牛肉馅的，刚出锅就骑车送来的，还烫着呢！”

女生们欢呼着一拥而上。转眼间，包子只剩一个。我捧着它，听着她们“太好吃了”的赞叹，眼眶发热。

“下回多带些。”父亲说。

我低头看他脚上的解放鞋——大脚趾那儿磨破了一个洞，可他站得笔直，比开学典礼上讲话的校长还气派。

1993年的冬天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父亲的工厂效益不好，工资一拖再拖。他脚上的解放鞋破洞越来越大，却舍不得换新的。每次来学校，他都蹲在宿舍门口抽烟，眉头拧成疙瘩，偶尔从兜里摸出皱巴巴的几块钱塞给我：“花完再要。”

为了省饭钱，他常常骑车回老家，带回一袋煎饼、一罐咸菜。寒风里，他的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被风吹得簌簌发抖。

我的日子同样紧巴。每月五块钱的零花钱，连练习本都买不起，只能把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写背面。食堂的菜贵，我顿顿啃煎饼就咸菜，偶尔舀一勺别人的菜汤拌饭，就算是开荤。

学习上，我像在填一个无底洞。初中欠的债，高中全来讨。数学课上的公式像天书，英语单词前脚背后脚忘。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比入学时好了一点——虽然还是垫底，但对我来说，已经是拼尽全力的结果。每天天不亮，我就溜出宿舍，借着晨光背单词；午休时，别人闲聊，我埋头算数学题；晚自习后，宿舍熄了灯，我就蹲在走廊的灯泡下看书，直到值班老师赶人。

有时候，我也会泄气。尤其是看到家境好的同学穿着新棉衣，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而我只能啃干硬的煎饼时，心中酸涩难耐。成绩单上那些遥遥领先的名字，他们解题时的从容，回答问题的自信，都让我羡慕又着急。

夜深人静时，我盯着宿舍斑驳的天花板，对自己说：“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挣扎中，我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高三。

1996年，那些不敢写名字的试卷

高三的模拟考，像在爬一座又一座的山。

起初，数学最后两道大题永远空着，英语阅读理解错得惨不忍睹。后来，我能多解出一道函数题，文言文翻译也能多拿两分了。

每次发数学卷前，我都像等待审判的犯人，把脸深深埋进臂弯。那些没写名字的试卷，是我的退路——如果分数太难看，至少能假装是别人的。

直到有一天，数学老师举着一张卷子问：“这份是谁的？”

我低着头走上讲台。他的目光落在我头顶，像冬天里突然照进走廊的一缕阳光——温和，又带着小心翼翼的鼓励。

我接过试卷时，他指尖在分数旁轻轻点了两下。

89分。

那两下轻点，像是一个暗号。

从那天起，我的试卷上开始一笔一划写名字。墨水在纸上晕开，像一朵朵小花。老师批改的红笔不再让我害怕，那些勾勾叉叉，都成了成长的印记。

我开始在课间追着老师问问题。他讲题时喜欢把粉笔用到最短，有时候讲着讲着，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在门口等了。

对我的成绩，他从不说什么，只是经过我课桌时，会轻轻敲两下桌面——就像当初在试卷上点的那两下。

最后一次模拟考，我终于做完了所有数学大题。交卷时，手指不再发抖。回教室时，发现老师站在我座位旁。

“保持这个状态。”他说，指尖又一次在桌面上点了两下。

我鼻子一酸。

教室里，高考倒计时牌已经翻到个位数。窗外，梧桐树的新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的笔尖，终于不再颤抖。

高考那天，阳光很好。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操场边的梧桐树在风里摇晃。发卷时，手指没有发抖，笔尖落在答题卡上的声音很轻，却很稳。那些熬过的夜、解不开的题、写满又擦掉的草稿纸，最后都变成了试卷上工整的字迹。交卷铃响时，我看了看写满的卷子，突然想起老师那两下轻轻的敲击——原来最难的从来不是题目，而是相信自己值得一个好答案。

生命最美的印记

1996年的夏天，我收到了山东广播电视大学临沂分校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毕业后，我回到农村，成为一名初中数学老师。2011年至今，我在县城小学教数学，担任班主任，去年被评为全县表现突出班主任。如今二十九年过去，每当遇到困难，那两下轻轻的叩击就会在记忆中回响。

我站在讲台上批改作业时，总会不自觉地用红笔在优秀试卷旁轻轻点两下。这个习惯，是当年高中数学老师留给我的印记。如今我终于明白，那两下轻扣不仅敲开了我对数学的恐惧，更叩响了一个农村孩子的人生可能。

有时恍惚间，我还会看见那个不敢在试卷上写名字的少年，那个做了近三十年的梦，依然会来。但现在的我终于懂得：那些空着的数学题、沙沙的书写声、遍寻不着的分数，早已在时光里淬炼成生命最美的印记。